“不同温度下生长出不同的手性”这个现象本身，既可能源于热力学控制，也可能源于动力学控制，甚至更常见的是两者协同作用的结果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任何一种。
要判断它属于哪种控制，关键在于分析温度改变到底影响了哪个物理过程。
情况一：如果它体现了“热力学控制”
在这种情况下，温度的作用是帮助体系更接近热力学平衡。
机理：
假设存在一个热力学上最稳定（或较稳定）的手性A，和一些能量较高但不稳定的手性B、C、D。
在低温下，生长过程可能被“动力学捕获”，随机生成了A、B、C、D的混合物，因为体系没有足够的能量（kT）去克服能垒，进行结构调整和“择优”。
当升高温度时，体系获得了更多的热能。这使得一些不稳定的结构（如B、C、D的碳帽前驱体）有足够的能量重新溶解或重排，转变为更稳定的结构A。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“退火”或“熟化”（annealing/ripening）的过程。
最终，在高温下，我们观察到产物中稳定手性A的比例显著提高。
判断依据：
高温下得到的优势手性，通过理论计算（如DFT）被证实其形成能确实更低。
实验上观察到，随着温度升高，产物分布趋向于少数几种（甚至一种）理论上更稳定的结构（比如大直径、近扶手椅型）。
这个过程通常需要相对较慢的生长速率或较长的生长时间，以保证体系有时间去“寻找”最低能量状态。
例子： 在某些CVD实验中，提高温度后，SWCNT的平均直径增大，且半导体管（通常被认为应力能更低）的比例增加。这可以部分归因于热力学控制。
情况二：如果它体现了“动力学控制”
在这种情况下，温度的作用是改变了不同反应路径的相对速率。
机理：
根据阿伦尼乌斯方程 k = A * exp(-Ea / RT)，反应速率k不仅与活化能Ea有关，也与温度T有关。
假设生成手性A的路径活化能为Ea(A)，生成手性B的路径活化能为Ea(B)，且Ea(A) < Ea(B)。
在某个特定温度T1下，可能路径A的速率 k(A) 远大于路径B的速率 k(B)，因此我们主要得到产物A。
但是，指前因子A（Arrhenius prefactor）也可能不同。当温度升高到T2时，由于指数项的非线性关系，可能导致路径B的速率k(B)增长得比k(A)更快，甚至反超了k(A)。
因此，在高温T2下，我们反而得到了更多的产物B。
判断依据：
温度改变导致了优势手性的**“切换”**（crossover），而不是简单地“富集”到最稳定的那一种。
高温下得到的优势产物，在理论上并非能量最低的结构。它只是在那个温度下，形成速度最快的结构。
这种现象在快速生长条件下（如碳源供给速率很高）更容易观察到。
例子： 设想一个场景，低温下有利于(9,8)管的成核，但提高温度后，(12,6)管的成核速率增长得更快，成为了主要产物。即使(9,8)可能在能量上更稳定，但(12,6)在高温下“跑得更快”。